连续两天，两名“百名红通人员”陆续回国投案，积极退赃，反映了追逃追赃战术的升级——一追到底，打破了逃亡梦想 作者：本网站编辑 来源:原发布日期:2019-06-28 浏览次数： 5月29日深夜，经过近20个小时的跨海飞行，一架国际航班飞机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缓缓降落。正是“100名红通人员”——云南锡业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云南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席肖建明，他曾扬言“他们将死在国外”，但最终选择回国极速电竞官网。就在前一天，“百名红通人员”、莫佩芬，浙江省外逃犯罪嫌疑人，也选择回国投案。就在前一天，“百名红通人员”、浙江省外逃犯罪嫌疑人莫佩芬也选择回国投案。她试图计划逃跑，发现逃跑的生活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美好。莫佩芬在家庭情感化、政策激励、法律威慑等多重作用下，主动回国投案，积极退赃，“不想在国外残留”。自党的十九大以来，莫佩芬和肖建明一直是第九名、自“天网行动”以来，第10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也是第57名、第58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连续两天，两名“100名红通人员”被列入案件，再次反映了中共中央逃跑、追逐到底的坚定决心。这是国家监督体制改革将体制优势转化为治理效率、创新升级、规范法治水平的生动实践极速电竞官网。天网越来越密集，逃犯的生活空间不断被压缩。肖建明在“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中排名第六。他的潜逃行为经过了长期的预谋和精心的规划。肖建明担任国有企业云溪集团董事长期间，涉嫌在中国收受大量贿赂，利用职权安排亲属在云溪集团境外投资企业冒领大量工资。在逃跑之前，肖建明还安排主要关系人移居海外，并通过各种手段在海外购买房产。他以为自己已经铺好了后路，准备享受“天堂生活”，甚至写信给云南省追逃办，说“别找我，不回家，你就要死在别的地方”。然而，情况并没有朝着他预期的方向发展。逃跑后，我方积极与外方进行司法交流合作，依法冻结肖建明及其家人在国内银行的存款。2015年，中央追逃办公室将其列为“100名红通人员”。2017年4月和2018年6月，中央追逃办公室两次集中曝光逃犯线索，包括肖建明。2018年8月，国家监察委员会等五部委发布《关于督促境外逃犯自首的公告》后，肖建明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示愿意考虑回国自首。 莫佩芬的逃跑也有预谋极速电竞官网。2007年至2011年，莫佩芬在担任浙江省杭州西溪阳光实业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用公司巨额资金，并将丈夫和女儿共同受贿的部分收入转入国外账户。逃跑后，莫佩芬在国外找到了工作，买了车房。然而，她悬着的心从未放下。得知自己被列为“百名红通人员”后，她感到非常害怕。由于国内相关资产的冻结，海外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过去的六年里，莫佩芬不断从新闻媒体上了解到国内追回赃物的决心和典型案例，一点一点地摧毁了她留在其他国家、逍遥法外的梦想。“我不想在国外残生极速电竞官网！莫佩芬在一次聚会上偶尔得知家人一直在找她，立即表示愿意与家人建立联系，并主动回国投案。“他们的心路历程非常相似。他们在逃跑前经过精心策划，甚至对逃跑的生活充满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逃跑后，他们发现这与他们想象的非常不同。他们不仅要承受生活不便、经济有限、想念亲人的痛苦，还要时刻担心被追回的可能性。中央追捕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外不是法律之外，没有避罪天堂。当天网越来越密集，逃犯的生活空间不断被压缩时，任何试图逃避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制裁的行为都注定只是一个梦想！战争方法不断升级，追逃追赃措施越来越准确有效，莫佩芬、肖建明案件都是中央追逃办挂牌督办的重点案件。两人外逃后，中央追逃办多次召开协调会，到现场监督，明确工作方向，制定追逃策略。浙江省、云南省追逃办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利用监管体制改革的机遇，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成立专人专班，因人施策，不断升级战术，使追逃追赃措施更加准确有效。国际反腐败追逃追赃，对象在国外，基于国内。查明外逃腐败分子违纪违法事实，重点做好收集信息、固定证据、调查关系人等基础工作，确保数字准确、情况清晰、基础清晰。只有追回逃犯和赃物，他们才能有信心，变得更加强硬。 莫佩芬逃跑后，在中央逃跑办公室的指导下，浙江省逃跑办公室协调杭州逃跑办公室等部门，对其重要关系人进行了详细调查，详细说明了国内情况、逃跑情况和我们的政策，鼓励其家人和重要关系人合作开展返回工作。在肖建明案中，有关部门迅速查明了其在中国涉嫌违纪违法的情况，并固定了相关证据，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促进新时代反腐败追回赃物的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深入了解和掌握国家有关法律、引渡和遣返规则，提高追回赃物的针对性。现阶段，需要更多地利用司法执法合作渠道追回赃物，如引渡、司法合作、远程起诉、遣返、请外国承认和执行冻结令或没收裁定等，不断提高追回赃物的标准化和法治水平。这一点在肖建明案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出逃前，肖建明涉嫌安排亲属在云锡集团境外投资企业“吃空薪”，两人涉嫌共同腐败，数额巨大。对此，受害单位依法向肖建明等国外提起民事诉讼，给他们带来巨大压力，成为促使他们下定决心回国投案的重要因素。 以前，一些逃犯无所畏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提前将赃款转移到国外。中央追捕办公室将今年确定为赃物工作年，一方面要求逃犯在国内外动产、房地产、冻结、应收，努力实现赃物在中国“隐藏、转移”，另一方面促进与多个国家建立赃物搜索、冻结、返还合作机制，努力在国外“找到、追回”。莫佩芬和肖建明在逃跑前都经过精心准备，以各种方式将部分资产转移到海外。在追回赃物的过程中，我方工作人员严格依法查封有关资产，防止赃物转移。同时，采取政府合作、没收违法所得程序、民事诉讼等多种手段，采取多种措施追回流出赃物。在法律威慑和政策的启发下，莫佩芬和肖建明在回国投案的同时主动归还赃物。随着国家监督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纪检监察机关已成为职务犯罪追逃追赃案件的主办机关。国家监察委员会被增加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司法协助中央机关，多次向外方提出刑事司法协助和职务犯罪引渡请求。今年，纪检监察机关首次正式牵头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进一步显示了制度优势带来的治理效率。通过深化监督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有效整合资源和力量，上下一体化、多部门联动工作机制更加明确，建立反腐败协调小组整体指挥、备案单位、成员单位加强协调、逃犯单位积极配合、逃犯监督协调工作体系。以肖建明案为例，在他逃跑后，我们对他追逃的努力从未停止过。在中央追逃办的指导下，云南省追逃办成立了专案专班，深入挖掘相关问题线索。中央追逃办多次到云南会商指导相关工作极速电竞官网。云南省纪检监察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多次听取专题报告极速电竞官网。省纪检监察委员会成立了专门的国际合作室，并牵头协调省公安部门、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云溪集团等相关单位开展工作。“此前，纪委在追逃追赃工作中起着主要的协调作用。监察体制改革后，纪委监察委员会协调主办责任合二为一，一方面注重协调，另一方面注重项目，提高了整体合作能力和水平。中央追捕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他们决心逃跑，追逐到底，另一方面，他们促进了追捕逃跑和赃物的工作。监督体制改革带来的治理效率不断显现，给逃犯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据报道，今年追回赃物的工作将坚持改善稳定工作的总体基调，同时继续关注重点案例，努力加强制度建设、能力建设、团队建设，努力提高标准化、法治水平，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再狡猾的狐狸，也打不过聪明的猎人。随着监管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际社会的支持越来越多，追逃追赃的方式方法越来越丰富，任何试图逍遥法外的梦想都注定要破灭。对逃犯来说，完全放弃幻想，尽快回国投案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中央追逃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报记者 毛翔）